劉建生暢談 學習有意識地活著

(台北內科週報第729期/2026年4月13日-2026年4月19日)

【銀青共享特稿】從建築師回歸於土地重新起步,花蓮陽光三葉草生態村劉建生創辦人,走的是1條不預設的生命路徑,他於3月30日,應邀在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科學院USR協同舉辦的「通識月第3場飛鳶博雅講座」,分享「學習有意識地活著-生態村的在地實踐與生命連結」,獲得與會師生及參加民眾深深的肯定。

當天,劉建生創辦人談起自己從建築師走向都市策略規劃,再走向生態村自我社會實踐的生命歷程,並透過這段轉變的收穫滿滿,他也帶領大家重新思考「有意識地活著」的意義、覺知及行動。

在多數人的成長路途中,「成為什麼樣的人」往往被引導為一連串關於職業、收入與成功的選擇,然而,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另1種與土地、生活以及自我更深連結的生活方式?

▲從建築師回歸於土地重新起步,花蓮陽光三葉草生態村劉建生創辦人,走的是1條不預設的生命路徑(照片係台北大學社科院USR計畫提供)。

講座一開始,劉建生便以自身經歷切入。他坦言,年輕時的自己與多數人相同,循著既有的社會期待前行,曾選擇以改善環境為前提的建築作為專業,同時也遠赴維也納探索都市策略,再到中國、香港工作。然而,就在一切追求成就與看似穩定的情況下,自己卻越來越懷疑自身的專業貢獻,是否真能讓大家的環境與生活變得更好?於此同時,他亦感受到,當生活愈被目標與績效填滿的同時,其內心與真正渴望的落差卻逐漸擴大。

直到,劉建生偶然間看到峇里島綠色學校(green school)的校舍與自然融合為一,孩子在其中自由學習與遊戲,他忽然警醒,那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於是,他開始思考:「眼前還有沒有其他生活的可能?」同時,他也重新思考人生方向,最終離開原有的建築專業,轉向1條更貼近土地與生活的實踐之路。

離開都市後,劉建生與日籍太太在臺灣花了兩年時間環島,他要尋找立基之地。2016年,終於決定落腳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並創立「陽光三葉草生態村」。對他而言,這個生態村是他的家,也是其生活空間,更是他一連串長期社會實踐的開始與嘗試。

講授中,他語氣平和的表示,生態村並非理想化的烏托邦,而是1個充滿挑戰的現實場域。從最初的開墾與農作,到建立自然農法系統,每1步都伴隨著身體勞動與經濟壓力。例如,清晨5點起床、長時間在田中工作,甚至收入遠低於一般職業水準,都是日常的一部分。然而,正是在這些看似「不理想」的條件中,他逐漸找到另1種價值:1個不是以效率或收益為唯一標準,而是以「是否與土地建立關係」作為衡量生活的方式。

▲劉建生創辦人應台北大學之邀,蒞校分享「學習有意識地活著-生態村的在地實踐與生命連結」,獲得與會師生及參加民眾深深的肯定(照片係台北大學社科院USR計畫提供)。

於是,劉建生2016年以來,埋首於生態村的實踐與打造,從共農共食、親子共學、協力造屋等的永續生活實踐,讓「陽光三葉草生態村」在2021年成為臺灣第1個註冊國際生態村網絡(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的生態村落(ecovillage)。

在分享過程中,劉建生創辦人也邀請大家上臺、進行慣行農法、有機稻作及自然農法的飯食盲測體驗與辨識,讓大家能親眼目睹3種的飯食是不同的。此外,在談及農業時,他特別強調「自然農法」的理念。他指出,現代慣行農業往往透過農藥與化學肥料來提高產量,形成1種「控制自然」的模式,但這樣的方式同時也破壞了生態平衡。

生態村的另1個重要面向,是「共學」與「共農」的實踐。劉建生表示,許多來到生態村的參與實踐者,並非一開始就確定要從事農業,而是在實際參與生活之後,逐漸重新認識自己。這些參與者可能來自不同國家與背景,有人停留數週,有人長期投入。他們在田間勞動、參與自然教育、與社區互動,並在過程中經歷轉變-從對於生活或未來的焦慮與不確定,轉向更清晰的自我理解。

總之,劉建生指出,「有意識地活著」並不是1個抽象概念,而是1種需要不斷練習的生活態度,因為在田裡無止盡地插秧工作,其實是身體和腦袋的對話。進一步,他也提及當人們過度依循社會規範時,往往忽略了自身真正的需求,進而產生焦慮與失落。而「有意識地活著」,正是透過覺察與行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導權。然而,這樣的過程並不輕鬆,甚至常常需要面對不確定與孤獨。但正因如此,它也帶來另1種自由:1種來自於理解自己、並願意為選擇負責的自由。


謝偉民揭露 山林中的療癒密碼

(台北內科週報第727期/2026年3月30日-2026年4月5日)

【銀青共享特稿】陶淵明曾經以1首《歸去來辭》表明心志,開頭便是「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時至今日,在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蔡怡玟老師開設的「環境、地理與心理」課程,攜手社科院USR計畫舉辦校園體驗工作坊,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謝偉民博士,以「山林療癒密碼:九州森林步道與客家茶山的跨界對話」為題,帶領60位學生與13位社區民眾,一同思考森林、身體與生活之間的關係。而這堂課,重新喚起身在都市生活或讀書的人,對山林的想望!

講座一開始,謝偉民老師便以日本「未病」的概念切入。他表示,「未病」並非指已經生病,而是身體尚未出現明顯症狀,但已處於失衡邊緣的狀態。在這樣的脈絡下,森林不再只是自然景觀,而成為1種能介入身心調節的環境。

謝老師也引用日本森林醫學的研究指出,人們在森林中活動時,體內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會降低,血壓與心率趨於穩定,副交感神經活化,也使身體進入放鬆狀態。更進一步的研究甚至發現,森林活動能提升人體內NK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這些細胞與免疫功能及抗癌能力密切相關,且效果可持續數週之久。這些科學數據讓森林療癒不再只是感性的想像,而成為可以被測量與驗證的健康行為。

在介紹森林療癒的實踐時,謝偉民老師也分享了他在日本九州的體察經驗。當地的森林療癒基地需經政府認證,並結合生態、醫學與觀光系統,發展出完整的場域設計;步道依照難易度區分,並融入在地文化與飲食,例如以當地食材製作的飯糰與柚子胡椒,讓療癒體驗不只停留在自然環境,而是延伸至生活文化。

▲課後,謝偉民老師(圖前戴白色帽子)親自帶1個小組體驗在藍天白雲下的療癒情境(照片係台北大學社科院USR計畫提供)。

他也提到福岡縣九州豐前市的求菩提山,當地山林曾是修驗道(亦作山伏,也是修行者)修行之地;這些苦行者長年在山中生活,與自然建立緊密關係,也形塑出一種結合信仰、身體與環境的生活方式。此外,在地地方政府亦透過國際交流,與臺灣客家地區建立合作關係,將森林療癒與地方創生結合,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永續模式。

相較於日本的制度化發展,謝偉民老師將視角拉回臺灣,指出其實在桃竹苗的客家地區,早已蘊含豐富的山林智慧。例如苦茶樹的種植與苦茶油的製作,不僅是農業活動,也是一種與土地共生的生活實踐。他分享自己在田野調查中,與當地農民交流的經驗發現,從種植、採收、冷壓到食用,苦茶油不僅具有經濟價值,也承載著文化與記憶。此外,近年臺灣亦開始推廣食農教育,透過體驗活動讓學生親手處理苦茶籽、製作苦茶油,重新建立與食物來源的連結;這樣的過程,其實正呼應了森林療癒的核心─透過身體參與,重新感知環境。

講座結束後,參與者隨即移動至校園正門草地,展開後半段的校園體驗活動。與傳統課堂不同,這一段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1場以身體為媒介的學習。學生與社區民眾被分成數個小組,每人手中拿著1張學習單,可以用文字或繪畫的方式,記錄當下所觀察到的環境與感受。有人描繪風吹草動的樣貌;有人寫下內心的平靜,也有人只是靜靜坐著,試著不去思考。

整個工作坊並未提供1套標準答案,而是不斷透過不同層次的引導,讓參與者自行體會「療癒」的意義。從森林醫學的科學證據,到日本地方創生的案例,再到臺灣客家文化的在地實踐,這些看似分散的內容,實則指向同1件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習慣將健康交給醫療體系,將壓力歸因於外在環境,卻較少回過頭思考自身與生活方式的連結。而森林療癒所提出的,並不是逃離現實的替代方案,而是1種重新觀看生活的視角─透過身體的參與、感官的開啟,重新與環境建立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