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759期／2026年11月9日-2026年11月15日）
21世紀最有趣的思想對話，或許不是發生在兩個活人之間，而是發生在特斯拉共同創辦人、馬斯克執行長與19世紀思想家馬克思之間。
站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長河來看，AI帶來的衝擊或許將超過蒸汽機、電力及網際網路的總和。當機器不再只是工具，而逐步取代人類勞動、創造內容甚至參與決策時，馬克思關於勞動價值、資本集中及階級關係的提問，將以全新形式重返現實。而馬斯克所描繪的科技烏托邦，則可能成為檢驗這些理論的最新實驗場。
近年來，馬斯克不斷描繪人工智慧帶來的未來圖景。在他的想像中，AI將取代大部分腦力工作，人形機器人將接手大量體力勞動。當智慧與勞力都能被大量複製，社會將迎來前所未有的豐裕時代。今天需要工人、生產線及專業人才才能完成的工作，未來或許只需要1群機器人和幾套演算法。
當商品與服務的生產成本不斷下降，甚至接近零時，人類可能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而能把時間投入藝術、創造、學習與生活本身。從蒸汽機到電力，再到電腦和網路，人類每1次技術革命都讓生活更加富裕，因此許多人相信，AI將是人類脫離物質匱乏的最後一步。這樣的未來既令人興奮，也充滿想像空間的時代。
面對馬斯克的樂觀願景，其實可以馬上引出1個討論：如果機器什麼都能做，一般人又靠什麼維生？然而，犀利的馬克思會換1個角度追問以下的問題：這些AI和機器人究竟屬於誰？過去許多人誤以為馬克思反對技術進步，其實恰恰相反。他高度肯定工業革命所釋放的生產力，也認為資本主義在推動創新方面具有歷史貢獻。
過去，馬克思關心的從來不是機器本身，而是機器改變社會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在他的理論裡，生產力每出現1次飛躍，原本的制度安排都會受到挑戰。封建社會無法容納工業革命，因此催生現代資本主義。當然，馬克思也不會質疑AI多聰明，而是思考當AI革命的規模遠超工業革命時，現有制度是否還能維持？
馬克思的名言是「生產力的發展會迫使生產關係改變」，換句話說，當技術條件改變，社會的財富分配方式、工作型態甚至政治制度，也可能被迫調整。因此，馬斯克看到的是技術創造的未來，馬克思看到的則是制度面臨的考驗。兩人的焦點不同，卻都指向同1場正在到來的歷史變局。
▲林建甫博士獨到見解，言人所未言（照片係林建甫博士提供）。
問題在於，機器雖然能製造產品，卻不會購買產品。當大量民眾失去收入來源時，即使商品再便宜，也未必有人買得起。這個現象與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矛盾十分相似。資本追求效率，而效率提升往往意味著更少的人力需求；但勞工同時又是市場的主要消費者。
於是，當技術發展得愈成功，市場需求反而可能愈脆弱。AI或許可以創造龐大財富，但若收入分配機制沒有同步改革，社會仍可能陷入另1種失衡。因此AI時代最大的矛盾，也許不是生產不足，而是消費不足。
準此，AI時代最敏感的問題其實不是技術，而是所得及財富所有權。假如未來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AI助理、自己的機器人及近乎免費的能源，那麼馬斯克描繪的普遍富裕確實有機會實現。但如果最先進的模型、最龐大的數據與最關鍵的算力，都掌握在少數企業手中，結果就可能完全不同。生產力越高，財富集中速度反而越快。
今天人們已經看到，全球AI產業的競爭正逐漸向少數科技巨頭集中，誰掌握晶片、算力平台與基礎模型，誰就掌握未來經濟的重要入口。從這個角度來看，馬斯克與馬克思真正分歧的地方，不在於對技術的看法，而在於對財富分配的想像。馬斯克相信技術最終能創造全民共享的富裕，馬克思則認為，若制度沒有跟著改變，技術紅利未必會自動流向社會大眾。換句話說，AI能不能讓全人類受益，並不取決於機器有多聰明，而取決於人類如何安排所有權與分配權。
總之，過去兩百多年來，經濟學始終圍繞著1個核心問題運轉，那就是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提高生產效率與創造更多財富。然而，如果馬斯克所預見的未來逐步成真，AI與機器人能夠承擔大部分生產活動，物質供給日益充裕，甚至接近無限時，人類社會面對的主要矛盾將不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失衡。
屆時，傳統以勞動換取收入、以收入獲得消費能力的經濟循環，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意味著，19世紀馬克思關於「生產力發展將迫使生產關係改變」的觀察，可能在AI時代獲得新的歷史驗證。
更值得深思的是，未來的競爭不一定發生在企業之間，也可能發生在制度之間。哪個國家能夠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建立更公平的財富分配機制；哪個社會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化解技術進步帶來的失業與收入集中問題；哪個治理體系能夠讓AI紅利從少數科技巨頭擴散到整體社會，誰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輪文明競賽中取得領先地位。
從這個角度看，AI革命的終極考驗既不是演算法，也不是算力，而是治理能力。未來真正決定人類走向科技烏托邦、還是數位寡頭社會的關鍵，不在於機器是否比人類更聰明，而在於人類能否創造出與超級生產力相匹配的新制度。馬斯克讓我們看見豐裕的可能，馬克思提醒我們正視分配的現實，而AI時代的嶄新歷史任務，正是在兩者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本文作者係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