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美元貶貶貶的背後

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80期/2025年5月5日-2025年5月11日)

新台幣兌美元於上周5月2日出現強勢升勢,升值9.53角,終場收盤為31.064元。週休兩天,5月5日新台幣開盤後升勢更猛烈,新台幣兌美元已見29.59元。而台幣走強,雖有熱錢匯入與我國因為談判可能被要求升值的因素,但背後的關鍵、當然免不了是美元的價值受到挑戰。

川普「對等關稅」政策的核心邏輯是認為,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長期吃虧,需透過提高關稅來矯正貿易不平衡。然而,這種單邊貿易報復邏輯,不僅違反WTO等多邊規範,也使美國面臨其他國家報復性關稅的風險,並升高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川普又屢次挑戰聯準會獨立性,市場擔心美國未來的政策、可預測性與穩定性進一步惡化。

過去,美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間的利差變化,往往是驅動美元強弱的主要因素。當美國利率高於歐日等主要國家時,資金傾向流入美國,推升美元指數;反之亦然。然而,自川普拋出對等關稅政策後,市場對美元的預期似乎徹底改變。即便美國利率依舊處於相對高位,美元卻持續走弱,顯示資金不再單憑利差做出資產配置,將更關注政策風險、資產安全及全球資金流動結構的改變。

▲新台幣兌美元於5月5日開盤後升勢更猛烈,新台幣兌美元已見29.59元。(圖係取自中央社)。

這種與利差脫鉤的走勢,反映出市場對美元計價資產,特別是美債與美股,信心的實質動搖!外資對美國資產的配置熱情減弱,資金開始尋找其他更具穩定性或回報潛力的市場。部分原本投入美國市場的資金轉向歐洲、亞洲或新興市場,導致美元需求減弱,進而加速其貶值。而台幣美元匯率,如央行所言,當前匯率走勢的主因來自於金融帳的巨額變動,而非過去以貿易帳為主的匯率決定機制。

根據IMF估計,全球非美國投資人合計持有約22兆美元的美國資產,其中半數為美股。這些資產多數未進行匯率避險,因此一旦外資開始拋售美國資產,不僅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也可能引發美股、債市下挫,進一步產生負向資金循環。

兩個加劇負向循環的因子是,基差交易(Basis Trade)與利差套利(Carry Trade)的平倉。基差交易是對沖基金會同時「買入」現貨美國國債、再「賣出」相對應的美債期貨合約,藉由高槓桿對兩者價格間的微小差異來獲利。利差套利,則是渡邊太太(泛指日本家庭主婦)借低利的日圓投資高利率的外幣,例如美元。當這兩策略遭遇美元美債價格大幅下降和美元價值逆轉時,資金加速退場,引發市場貨幣與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甚至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然而,美元指數近期出現超跌現象,不排除短期內因技術面反彈,或貿易談判曙光出現而有所止穩。惟若未來美國政策不確定性持續,美元弱勢將成中長期趨勢。這不僅改變全球資產配置邏輯,也會迫使各國央行重新審視其外匯儲備結構與風險管理機制。

(本文作者係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抗中策略,恐難如美國預期

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56期/2024年11月11日-2024年11月17日)

【專論】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主要對中國採取「接觸加遏制」的策略。199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進程加速,美國對華政策更多是合作取向,期望通過經濟交流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並相信這會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開放。2001年美國幫助中國加入WTO,希望通過WTO,中國能夠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

今天,美國大選已經揭曉,川普當選第47任總統。在選舉過程中,兩黨總統候選人與國會改選的參眾議員,都有不少抗中言論。之前,美國國會經過夏季休會後於9月9日復會,眾議院在1週內通過28項涉中法案,主要在確保技術競爭優勢和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川普在大選中又揭露了很多抗中政策。美中關係,為什麼發展成今天的對抗格局,未來又會如何?

再進而言之,隨著中國經濟和各種力量的增強,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計畫的推出,美國開始對中國的崛起顯現出難以接受的氛圍。2017年,川普上任後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其大量產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如華為)使用美國的技術和設備。美國對華政策由合作逐漸轉向經濟、科技和軍事全面遏制。2020年美政府推出《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公司重大風險報告》和後來的《外國公司問責法》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財務審計,要求更加嚴格及無理的監管,於是,中國公司逐漸從華爾街退市。

▲林建甫教授學者風範,洞悉國際情勢(照片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拜登上台後,美國政府推動國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進一步增加對國內半導體行業的投資,鼓勵美國企業加大研發和生產,保持科技領先地位。另外,還加強與盟國的合作,積極推動「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政策,支持美國企業將生產設施遷移到與美國有友好關係的國家,以減少對中國各項商品的依賴。

2024年,美國雖修正對中國策略,強調「去風險化」(de-risking)而非全面脫鉤(de-couple),即通過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來減少風險,而不完全切斷經濟聯繫。但在戰略性產業,如半導體、稀土材料領域,前者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加大對中國的打擊,後者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鼓勵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印度或回流美國本土。美國只有在某些全球性議題上,如氣候變遷和公共衛生非戰略領域,選擇與中國進行有限的合作。在普遍仇中抗中下,世界已經出現美國與中國兩個陣營,產品則是兩邊自有規格。

在抗中策略下,中國科技、經濟是否會遭打趴?最近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談到了中美貿易關係、美國總統大選所引發的經濟影響,以及全球化的未來等議題,都頗發人深省。他也認為,美國抗中只會促使中國更快地發展自己的能力。的確,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8月28日發佈了各個國家的先進技術研究競爭力排行榜,在64項關鍵技術(包括人工智慧(AI)等可轉用於軍事的技術)中,中國已經在近9成(57項)技術上位居第1。凡此跡象已不言可喻了,值得我們省思:台灣如何因應?

(本文作者係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經濟部邀集業者研商 風電併網

(台北內科週報第649期/2024年9月23日-2024年9月29日)

【ESG促進平台】風電的開發,對後續發展至關重要。為協助風場如期併網與確保綠電充分供給,經濟部於9月23日邀集區塊開發業者召開座談會,共同研商在風場如期併網下遭遇議題,出席與會業界代表主要提出議題,包括產業關聯政策後續作法、地質探勘相關法令,及官股銀行參與融資等相關議題。

經濟部表示,目前正與歐盟於WTO架構下進行諮商階段,基於互信原則,相關諮商結果需要保密,無法提供更詳細資訊,但目前諮商氛圍良好,未來朝達成和解方向邁進,而產業關聯政策將朝開放方向處理。同時,在風場如期完工併網,且符合公共利益及相關法令下,行政部門將協助開發商排除相關障礙。而針對產業關聯政策涉及不可抗力、不可歸責事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將朝通案原則、個案審查方式,並以9月底為目標完成相關參考樣態,協助業者如期完成風場設置。

▲經濟部邀集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業者,共商離岸風場如期併網(照片係經濟部提供)。

業者所提官股銀行參與離岸風場融資市場,經濟部說明,經濟部已於9月底安排國發會、財政部、金管會及官股銀行代表等參訪離岸風場,並就離岸風場融資議題進行交流,提供銀行業者相關實務經驗,讓銀行對離岸風場有信心,創造健康融資環境。

國內企業用戶為了出口有大量且具競爭力的綠電需求(如RE100等),且高階製程需達到更高綠電比例,經濟部表示,2030年提高台灣製造產品的綠電比例已經成為迫切要務,經濟部將持續與離岸風電業者合作,齊心協力提供充足綠色電力,強化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


以擴大經貿避免戰禍

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48期/2024年9月16日-2024年9月22日)

100多年前,國父孫中山先生就已經看得很清楚,尤其他在1924年11月28日神戶的1場演講就明白指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在今天,西方文明的立足點仍是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也鼓勵各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最後的結果往往導致弱肉強食。人雖有同情、惻隱之心,那是屬於道德、宗教的層面。哲學家康德甚至認為道德的基礎應該是理性,而不是情感,以避免濫用。在西方文明標榜法治的社會裡,維持社會秩序是靠法律;法律卻是用威嚇來阻卻不法行為。

推廣到國際政治,西方國家過去以強權霸道掠奪殖民地,來獲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演變成通過武力對抗的兩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仍大力發展軍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控制著全世界至少80個國家中的大約750個軍事基地。如果有衝突,則經常採取強硬的手段,如經濟制裁、外交孤立,甚至軍事干預來解決國際紛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很大的部分也是各國以核武器相互威懾下的「恐怖平衡」。

▲林建甫博士著書立說,深受社會各界的肯定。

如何找到1條王道文化的路,可以讓霸道思想不會愈演愈烈,是值得大家來用心的。個人在經濟學領域也研究數10年了,深知若能將中華民族的儒家思想、結合經濟學的貿易發展理論,應可幫助人類找到1條和平發展之路。而儒家思想是以「仁」為核心理念,意指愛人、關心他人。至於貿易則是互通有無,也是源自於1種愛心與關懷。

本來,WTO與其前身GATT都是要減低關稅,要使國際貿易順暢,以及提高各國的開放政策,實現以貿易來增進人類世界的和平。可惜的是,因為「貿易保護主義」釀成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進而導致各國的武力相向,造成人類世界大戰的浩劫。更讓人遺憾的是,霸權思維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對抗崛起的中國,想要將烏克蘭打代理人戰爭的邏輯套到台灣。而我們處在風暴中,如何趨避才能遠離戰禍?事實上,執政者應該以儒家思想為本,藉與大陸的擴大經貿交流,而不是跟著霸權思想,要硬碰硬地準備一堆武器來對抗。

(作者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ECFA再生變 經濟部祭三箭因應

(台北內科週報第633期/2024年6月3日-2024年6月9日)

【產學政研連線】日前,中國再度片面宣告中止ECFA 134項產品早收優惠關稅,自2024年6月15日起實施,對此,我方一再呼籲,兩岸同屬WTO會員,貿易爭端應在WTO機制下協商予以解決。

經濟部表示,自2023年4月中方對我啟動貿易壁壘調查以來,政府對於中方作為可能對我產業影響,已有掌握並預為準備,包括與石化、紡織及機械等相關業者密切溝通座談,並盤點備妥相關升級轉型、分散市場等具體作法。

此次中方取消的早收優惠項目,涵蓋石化、紡織、機械、鋼鐵及金屬、運輸工具等產品,相關產品稅率恢復為1%-12%不等。2023年該等產品輸中金額約98億美元,占我對全球出口比重約2%。近年中國石化大擴產,台灣石化產品出口到中國已持續下降至兩成。我ECFA早收對中出口占對全球出口比重亦逐漸下降,2023年降至3.6%,評估目前對我國的衝擊應在可控制範圍。

▲中方再度片面取消ECFA早收優惠,經濟部將協助產業因應(照片係經濟部提供)。

經濟部強調,已備妥政策工具協助產業升級與分散市場,將輔導業者發展差異化及高值化產品、協助分散市場、精進低碳化與數位化製程3大策略來進行。換言之,在協助業者分散市場方面,將整合產業,以異業結盟方式群聚拓銷;由公協會以大帶小帶領業者參展;建立中小企業共同品牌拓展海外市場。經濟部將再與業者溝通、瞭解需求,降低中國中止關稅減讓的影響。

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加上經濟成長趨緩,經濟部指出,2023年我國對中出口1,522億美元,減少18%,比重降到35.2%,創21年來新低,而2024年1-4月出口453億美元,減少3.7%,進一步降至30.7%。政府過去為強化供應鏈韌性,已持續推動市場多元化,對東協、美國、日本、歐盟市場之占比持續上升,顯示與其他主要國家的經貿鏈結持續增加。


剖析美控大陸產能過剩

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28期/2024年4月29日-2024年5月5日)

近期,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談中國電動汽車、財政部長葉倫訪華前後控訴中國清潔能源是「產能過剩」的論調,其實背後就是美國優勢不再,也不願面對中國製造崛起的事實。

美國本來是製造業的強國,但自1980年後、美國工資、環境成本的上升,伴隨全球化浪潮,為追求更高的利潤,在全球布局產業鏈,逐漸在本土呈現去工業化,將生產轉向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美國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影視娛樂,以及商業服務業,卻因全球化而發展成世界龍頭。紐約不僅是美國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更是世界的金融、航運和服務中心。美國的娛樂產業發達,好萊塢是全球電影產業的中心。同在加州的矽谷則孕育全球最具領導地位的資訊研發服務公司,Google、Amazon、Facebook…,等。教育更是重要的經濟產業,每年吸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也為此賺進不少外匯。

中國在78年改革開放後,製造業開始崛起。80年代後不少台商就到中國大陸發展,不但帶進去海外訂單,更帶入生產管理知識。當時大陸社會具有工資低,土地取得較易、內需市場廣大、社會秩序安定等優點。起初,是以傳統產業的小企業為主,項目規模較小。90年代以後,台灣政府正式開放對大陸投資,大企業紛紛入駐,不但投資規模大擴,項目更轉以電器、電子等科技產品為主的製造業。2001年,兩岸相繼加入WTO後,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更成為投資大陸台商的主要載體。

▲大陸在78年改革開放後,製造業開始崛起,如今已是已是世上產業最完整的經濟體。

就製造業而言,今天的中國已是世上產業最完整的經濟體。相形之下,美國的製造業已然褪去昔日光環,曾引以為傲的上面各項生產基地逐漸黯淡。最近大飛機製造業,更隨著波音公司接連爆出安全事件和管理混亂等問題,而飽受質疑。面對美國製造業的不振,從歐巴馬政府到川普政府再到如今的拜登政府,均把「復興製造業」作為施政方向,不斷祭出重磅優惠和高額補貼政策,也威脅利誘外國企業到美國本土就近生產。

中國製造業規模2010年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工廠」,現在中國甚至有基建魔人國度的封號。當今中國已在全球多個工業領域佔據優勢,掌握不少關鍵技術,而且有些成為業界創新的領頭羊。所謂的「新3樣」:新能源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太陽能電池產業,在國際市場備受青睞,也才觸發了美國官員的遁詞:「產能過剩」。

如何解決?國際分工還是應該遵循經濟學的比較利益原則,每個國家去做擅長的事,透過貿易來讓彼此更好。就像中研院劉遵義院士講的「產能過剩」應該透過市場來解決,而且長期的產能過剩是不可能持續的,短期的產能過剩是創新或者是新市場帶動的市場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

(本文標題為本報編輯所加,作者係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