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台灣經濟　前高後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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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99期／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21日）

今年，台灣經濟「前高後低」。這不是在玩文字遊戲，而是描述1種結構性失衡：上半年看似亮眼，但下半年恐怕難以延續。這種不穩定的成長模式，反映出台灣經濟的深層問題——過度依賴出口與特定產業，而忽略了內需與民生的韌性。

上半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確實令人振奮。企業投資熱絡，尤其在半導體、AI伺服器、雲端設備等領域大舉擴產，帶動資本設備進口暴增。這些數字看起來很美，但背後卻是高度集中在少數科技產業鏈。一旦全球科技景氣反轉，或地緣政治出現變化，台灣的經濟就可能遭受劇烈震盪。這種「單一引擎」的成長模式，雖然短期有效，卻難以支撐長期穩定。

與投資熱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消費的疲弱。國人對國內商品與服務的消費幾乎停滯，反而把錢花在海外旅遊與體驗型支出上。這不只是消費習慣的改變，更是對本地經濟信心不足的反映。股市波動、汽車交車量下滑、物價壓力上升，都讓民眾更謹慎地使用可支配所得。政府雖然有支出成長，但對整體經濟的拉抬效果有限，無法彌補民間消費的低迷。

▲林建甫教授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關心，始終不落人後，尤其今年的「前高後低」，他認為是「結構性宿疾」，不能不從速醫治（照片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這種「前高後低」的經濟節奏，其實已不只是年度現象，而是台灣經濟的結構性宿疾。每年上半年靠出口衝刺，下半年則陷入消費疲弱與投資觀望，形成1種「季節性繁榮」的假象。這不只是統計上的波動，而是反映出台灣經濟缺乏多元支撐的事實。

再進一步言之，台灣需要的不只是短期的成績單，而是長期的結構調整。我們不能只靠科技出口撐起整個經濟，也不能讓民間消費長期低迷。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讓內需更有韌性，讓民眾對本地經濟有信心，讓企業投資不只是擴產，而是多元布局。否則，每年都在「前高後低」的循環中打轉，終究難以走出真正的成長之路。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模式正在侵蝕台灣的中長期競爭力。企業雖然擴產，但多半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形成「資本集中化」的現象。中小企業在資源分配上愈發邊緣，創新能力與升級動能逐漸萎縮。而民間消費的疲弱，則讓本地服務業陷入低利潤、低薪資的惡性循環。這些問題不解決，台灣的經濟成長就像在沙地上蓋高樓，看似雄偉，卻不堪震盪。

總之，台灣需要的是1場真正的經濟重構。不只是鼓勵投資，更要讓投資多元化；不只是刺激消費，更要讓民眾對本地經濟有信心。這需要政策的穩定性、產業的多樣性，以及社會對未來的共同想像。否則，我們會在這種「前高後低」的循環中自我安慰，卻逐漸失去真正的成長動能。何況，台灣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缺乏方向！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聯準會的獨立性與未來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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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98期／2025年9月8日-2025年9月14日）

當前，聯準會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高利率政策雖然壓抑了通膨，但經濟的裂縫正在逐漸擴大，市場不再能承受長期的緊縮。利率必須下調，這已不再是爭論，而是現實的倒逼。長期維持高利率，美元雖然強勢，但美國出口受阻，新興市場承壓，資金回流華爾街卻壓垮其他地區的金融體系。美元霸權雖因此短期受益，卻在長期累積不信任感，連帶危及全球金融穩定。商業不動產市場價格下滑、區域銀行持有的債券嚴重虧損，這些風險若在高利率環境下持續惡化，很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

更敏感的是政治因素。川普勢力對聯準會的壓力公開化，Lisa Cook遭點名欲撤換，正是警訊！若聯準會被視為可以隨意操弄的人事工具，其獨立性必將受損，而一旦失去政策可信度，美元地位就會受到空前挑戰。Stephen Miran的加入則象徵另1種轉折，他作為保守派經濟學者，主張更嚴格的財政紀律與市場導向，這既可能帶來決策平衡，也可能放大與白宮的張力。當政治勢力過度干預央行，經濟政策便難以純粹服務於長期穩定，反而被綁架在選舉利益與政黨算計之間。

▲林建甫教授表示，聯準會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高利率政策雖然壓抑了通膨，但經濟的裂縫正在逐漸擴大，市場不再能承受長期的緊縮（此為檔案照片；原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然而，即便降息不可避免，這也不能淪為無限制的寬鬆。通膨雖然趨緩，但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仍像定時炸彈。若沒有財政紀律的配合，降息只會讓資產市場泡沫更快膨脹，並可能在地緣風險或能源價格再度上漲時，重新點燃通膨火苗。這正是70年代停滯性通膨的教訓：貨幣寬鬆若缺乏結構改革，只會帶來更長期的痛苦。聯準會必須明白，單靠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產業空洞化與就業結構轉型問題，更不可能消除財政赤字對經濟的拖累。

在這個多重壓力交織的時刻，聯準會需要1種更全面的策略。要有明確的溝通機制，以穩定市場預期，避免外界解讀為政治妥協。同時，要強調金融穩定性，針對區域銀行與不動產市場設立更嚴格的壓力測試，避免局部風險蔓延成系統崩潰。同時，必須將結構性就業轉型納入政策框架，承認人工智慧與自動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並推動政府配合的再培訓與社會安全網計畫，否則非農數據的下降將不再只是暫時波動，而會成為長期困境。

全球環境同樣不可忽視。若美國長期忽略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執意以本國為中心制定政策，不僅新興市場會受到重創，甚至歐洲與亞洲主要經濟體也可能出現金融動盪。這會反噬美國自身，因為全球對美元的信任與穩定，正是美國國力的重要支柱。一旦外界懷疑美元體系的可持續性，對沖需求便會上升，黃金與數位貨幣將更多國家採用，美國霸權的基礎也將逐步侵蝕。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ChatGPT 5.0與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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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96期／2025年8月25日-2025年8月31日）

當ChatGPT 5.0隆重登場時，被冠以「全科博士」之名，聲稱能以更快的速度、更長的記憶及更深的理解力陪伴人類。它與過去使用者必須自行選擇 GPT-4.5、GPT-4o、mini、o3等不同架構相比，如今的5.0能根據對話複雜度與需求，自動切換於標準、輕量、極致精簡及深度推理模式之間，彷彿真正進入「智慧隨選」的時代。然而，當我們回顧這段短暫卻喧囂的歷程時，不禁要問：ChatGPT 5.0真能兌現它所描繪的承諾嗎？在神化的光環下，隱藏的落差一一浮現。這不僅是1項技術的檢驗，更是1場全球秩序的試煉。

在 ChatGPT 5.0 的宣傳故事裡，世界似乎將迎來1個近乎完美的未來。OpenAI 與產業界描繪的畫面，是1個能跨越人類智識邊界的系統，語言、數據、圖像、聲音全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教育界幻想它能成為教學助理；醫療界期待它成為診斷輔手；企業界更視其為效率革命的引擎。輿論界甚至將其比喻為「人工智慧的 iPhone 時刻」，如同2007年智慧手機顛覆人類生活一樣，ChatGPT 5.0 似乎要徹底改寫人類與知識的關係。

現在，當宣傳的幻象遇上現實的檢驗，落差變得格外刺眼。首先是專業正確性的困境。ChatGPT 5.0 的語言表達與邏輯組織的確更自然，但它仍舊會製造幻覺。許多專業案例揭示，它的「博士級智慧」仍不可靠。無法正確回答美國最近12任總統的基本資料；律師在使用它草擬國際仲裁文件時，雖然得到格式完美的文本，但其中引用的法條根本不存在；醫師測試它的診斷建議，發現其中夾雜錯誤的臨床建議，若不加甄別，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這些案例提醒我們：博士級的光環，更多是市場術語，而非專業保障。

其次是記憶與上下文理解的缺陷。雖然5.0標榜具備長期記憶，但在實際長篇互動中，它仍會遺漏細節甚至自相矛盾。1位研究生與 AI 討論數千字的論文架構，結果最後生成的內容卻完全偏離最初主題，顯示它難以像人類博士般保持專注與延續性。這種「短期聰明、長期健忘」的表現，與博士級智慧的要求仍有根本差距。

再者，多模態能力的現實差距更令人質疑。ChatGPT 5.0雖能處理文字、圖像與語音，但在臨床影像分析上，表現依然不及專業醫師；在商業簡報中，它雖能讀取圖表，卻無法精確掌握關鍵數據。這種「半成熟」的狀態，與宣稱的專家水準仍有顯著落差。

▲林建甫教授表示，科技革命從來不是短跑，而是1場漫長的馬拉松（此為檔案照片；原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第3，安全與倫理問題依舊懸而未解。雖然演算法進步讓它更懂得「隱藏偏見」，但仍可能被誘導生成不當言論或錯誤建議。當博士級 AI 被要求展現中立時，它所做的更多是修飾與掩飾，而非真正的解決。

整體而言，這些只是技術落差，問題還不算嚴重。但 ChatGPT 5.0 的推出，真正的影響早已超越技術層次，直指全球權力格局。對美國而言，ChatGPT 5.0是1所無形的「博士學院」，透過API與平台源源不絕地向全球輸出知識，滲透金融、醫療、教育、軍事等領域。這種輸出，不僅是商業模式，更是新型態的文化霸權。它將全球人才與產業的依賴鎖定在美國的技術平台，使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先地位更難動搖。

反觀挑戰者，中國的「文心一言」、歐盟的「Gaia AI」、日本的「Sakura Model」雖然努力追趕，但在跨語言理解、跨文化適應與安全防護上仍難匹敵。於是，全球知識產出逐漸集中於少數平台，美國形成了一種新的「智慧石油壟斷」──掌握的不再是能源，而是人類知識的生產與分配。

這樣的壟斷並非單純的市場競爭，而是赤裸的權力結構。當博士級 AI 被用於資訊戰時，假訊息不再是粗糙的謊言，而是以嚴謹邏輯與數據包裝的「專家級說服」。民主社會的公共討論將因此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大眾要如何判斷一段看似完美的分析，究竟是人類專家撰寫，還是演算法生成？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當然，科技革命從來不是短跑，而是1場漫長的馬拉松。尤其ChatGPT 5.0所揭示的，不是智慧的終點，而是挑戰的起點。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於抱怨落差，而在於如何善用可以掌握的力量，將其導入教育、產業及文化建設，避免淪為知識壟斷、邊緣化的依附者。唯有保持清醒與批判，我們才能在美麗與哀愁之間，找到持續前進的方向。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從因應對策　談美國對等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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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93期／2025年8月4日-2025年8月10日）

日前，美方宣布對我課對等關稅20%，便對台灣出口導向產業構成直接衝擊。2000年時，美國為台灣第2大出口市場，佔比高達20%。此後占比一度下滑，2013年約為10%，但近年隨高技術產品出口增加，已回升至約30%。特別是半導體設備、電子零組件及機械工具等高附加價值項目，美國更是關鍵終端市場！

目前高科技產品還能享受關稅豁免，但幾個禮拜後也可能面臨232條款的課稅。而一般傳統產業，例如紡織、塑膠、水五金等工業，本來就「毛三到四」、利潤利率相對不高，在抵禦關稅的能力又較低，不容易轉嫁成本，若庫存去化的進度又相對落後的話，可能加劇衝擊。20%的關稅，將嚴重削弱我方價格競爭力，造成轉單效應，客戶的流失恐成常態。

此外，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不僅是出口者，更涵蓋研發、設計、製造及物流等全鏈條價值。一旦關稅結構扭曲，美國企業將被迫重新調整採購策略，進而削弱台灣在鏈條中的地位。尤其，中小企業首當其衝，其資本與風險承擔能力較低，難以應變市場變化與開發新客源。

當前，為避免被排擠於美國技術同盟之外，台灣應加強與美方的高層對話與產業安全協議，爭取「可信賴夥伴」地位。技術透明化與資安合規能力亦須同步強化，以鞏固合作的戰略信任基礎。

▲林建甫教授心繫台灣經濟發展，此文剖析面對美國對等關稅的衝擊，產業界如何因應，深具參考價值（照片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中長期來看，面對關稅壓力、台灣產業必須啟動深層結構調整。首要策略是「價值鏈上移」，即從代工走向研發與品牌主導，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減少對價格的敏感度。半導體業早已展現此趨勢，但機械、自行車、工具機、紡織等傳統產業仍需突破品牌經營與通路掌握的瓶頸。

其次是「市場多元化」，加強與東南亞、印度、中東等新興市場的連結，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台灣亦應積極參與RCEP與CPTPP等區域經貿組織，爭取制度性保障與關稅優惠，避免與競爭對手產生政策落差。

第3則是「產地分散化」，鼓勵企業在低關稅地區設立組裝基地。但須注意，產地布局應真正具備實質生產與附加價值，而非僅形式上的產地漂白。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在轉型升級、融資、技術支援等方面提供後盾，協助其平穩渡過調整期。

總之，川普的關稅政策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戰略設計與理論包裝的結構性挑戰。台灣身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無法選擇逃避，只能選擇進化。這場關稅與國安的雙重壓力，也可能正是台灣擺脫低價競爭、走向高端轉型的轉捩點。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央行在匯率市場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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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86期／2025年6月16日-2025年6月22日）

新台幣上週突破前波盤整區間，單週升值2.63角（0.89%），不可謂不大。上週五美元兌台幣，見到29.502，台幣創逾3年新高。而最後台幣由升轉貶，盤中上下震盪逾1.7角，匯市波動劇烈。

匯率，可視為1種金融資產價格，其價格如股價呈現隨機漫步，既無法由歷史走勢準確預測，也無法被套利，這是對的！否則一旦套利，損失的就是國庫。央行長年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並非完全放任市場決定匯價，也不設定固定匯率目標，避免套利。

自1985年廣場協議促成日圓升值，美元走弱以來，新台幣當時也歷經大幅升值、震盪與政策干預的多次週期。新台幣在1990年代初升至24元兌1美元後，央行進入積極管理階段，維持匯率在29至34元之間，歷經亞洲金融風暴與金融海嘯皆未出現失控波動。近年則因出口順差與科技業蓬勃，升值壓力再現。2022年美國急速升息後，美元強勢造成台幣短期貶破32元；2023年隨升息循環緩和，新台幣反彈回穩。今年5月的突然升值看似異常，實則是政策邏輯的延續與調整。但基本上縱然央行干預，匯率還是要隨機游走，升貶難測。

▲林建甫教授心繫台灣經濟發展，此文剖析近期匯率市場波動劇烈的央行角色，深具參考價值。

其次，在現實中，匯率受到心理預期與資本流動及政策干預影響。尤其對台灣這樣的中型開放經濟體而言，匯率政策與出口、物價、就業息息相關，長年來早已成為政策調控工具，而非僅僅是市場供需平衡的反映。然而升值時，為防止出口競爭力受損與熱錢套利，央行常大量買進美元壓抑升勢；貶值時則容忍程度較高，只在匯率過度波動時，央行才進場穩定市場信心。這種升貶「非對稱性」策略，背後還有其成本與效益考量，台幣升值時外資可無限制匯入套利，干預成本巨大；貶值時則較易控制。

雖然央行長期以務實操作維穩匯率與金融市場，但企業與個人理財方面，仍要面對不確定性。過去有許多對匯率預測存有幻想者，期待藉由押注升貶獲利。然而，歷史的無數案例皆告訴我們，匯率變動難以掌握，其錯誤判斷將導致重大財務損失。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金融危機，到2022年美元升勢後的回落，企業與民眾應要有避險思維，運用遠期契約與分散幣別配置，以代替對賭行為。

未來面對美元動盪、地緣風險及全球利率趨勢轉折，央行的匯率管理更需技巧與定力。不論是平常升貶干預，或緊急時1次升值到位，其最終目的應是建立1個具國際信任的貨幣制度，讓新台幣在風雨飄搖的世界金融秩序中，繼續站穩腳步。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誰敲響美債美元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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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84期／2025年6月2日-2025年6月8日）

5月16日，國際信評機構穆迪（Moody’s）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等從最高級的Aaa下調至Aa1，主因是政府債務與利息支出長期失控，加上現行財政政策缺乏削減赤字的可行計畫；此舉使美債殖利率迅速上揚、美股期貨同步下跌，反映出市場對美國信用風險的關注已達臨界點。

這不是孤立事件。早在2011年，標準普爾（S&P）已首度將美債評等從AAA降至AA+；2023年惠譽（Fitch）亦跟進，如今穆迪也選擇降級，意味三大信評機構已無1家願意繼續給予美債最高評價。這對全球資本市場而言，不只是形式上的「評等變化」，而是對美國財政體質與政治風險的高度警告。

這次穆迪降評的背景極為嚴峻。川普政府於2025年初重新上台後，迅速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包括新一輪企業與中產階級減稅方案。根據國會預算處（CBO）預估，若該法案全數通過，未來10年聯邦赤字將額外擴大近4兆美元。與此同時，債務上限再次逼近，國會內部卻陷入黨派爭執，延遲處理時間，使投資人對美國償債能力的信心持續動搖。

5月21日，美國財政部標售160億美元20年期公債。這種中長天期債券一向流動性較差，標售結果多有波動，但此次投標倍數僅2.46倍，創下3個月新低，間接顯示市場對中長期美債的需求動能減弱。雖然外國間接投標人（含外國央行與政府基金）仍獲配69%，但得標利率高達5.047%，標售後甚至一度升破5.12%，為2023年11月以來新高。10年與30年期債券殖利率亦受牽連同步上升，顯示整體債市面臨再定價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債市的不穩定也迅速波及股市與匯市。在降評、債務上限爭議及減稅政策不確定性3重夾擊下，美國市場近期出現股、債、匯3殺的罕見現象。美元指數自5月中以來震盪走弱，從105一路回落，最近跌破100，突顯出投資人對美元資產的避險信仰正在瓦解。

市場開始關注聯準會（Fed）與財政部將如何應對。聯準會近期悄悄增持美債，看似有重啟量化寬鬆（QE）之嫌。對此說法，我持保留態度。聯準會歷來重視政策透明，歷次資產負債表操作，皆會事前公告與充分溝通。觀察其公開市場操作帳戶（SOMA）數據，近期美債持有量的微幅增加，應僅為債券到期本金再投資所致，並非真正的寬鬆舉措。

然而，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確實正在悄悄變化。4月起，聯準會已將每月的縮表上限從250億美元降至50億美元，顯示其對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新態度。在公債到期與實際再投資操作間存有時間落差的情況下，SOMA的美債持有餘額可能短期內出現技術性擴張。其背後折射出聯準會面臨的兩難：一方面須維持對抗通膨的立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美債需求不足對金融穩定性的潛在威脅。

更關鍵的是，美國目前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出現了潛在的「衝突」。川普政府推動減稅與支出增加，代表聯邦赤字將持續惡化，進一步推升債券供給壓力。而聯準會若繼續縮表，則意味市場必須吸收更多國債供給，勢必推高利率。這將對房市、企業投資及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引發聯準會內部對政策路徑的爭議。最壞情況下，美國將重演「赤字貨幣化」的劇本，進一步削弱全球對美元體系的信心。總之，3大信評機構對美債的降評，應視為對美國財政失衡與政策失能的總體反映。若川普政府與國會無法提出可信的財政整頓路線，美國長期國際金融地位堪慮。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看清美元貶貶貶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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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80期／2025年5月5日-2025年5月11日）

新台幣兌美元於上周5月2日出現強勢升勢，升值9.53角，終場收盤為31.064元。週休兩天，5月5日新台幣開盤後升勢更猛烈，新台幣兌美元已見29.59元。而台幣走強，雖有熱錢匯入與我國因為談判可能被要求升值的因素，但背後的關鍵、當然免不了是美元的價值受到挑戰。

川普「對等關稅」政策的核心邏輯是認為，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長期吃虧，需透過提高關稅來矯正貿易不平衡。然而，這種單邊貿易報復邏輯，不僅違反WTO等多邊規範，也使美國面臨其他國家報復性關稅的風險，並升高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川普又屢次挑戰聯準會獨立性，市場擔心美國未來的政策、可預測性與穩定性進一步惡化。

過去，美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間的利差變化，往往是驅動美元強弱的主要因素。當美國利率高於歐日等主要國家時，資金傾向流入美國，推升美元指數；反之亦然。然而，自川普拋出對等關稅政策後，市場對美元的預期似乎徹底改變。即便美國利率依舊處於相對高位，美元卻持續走弱，顯示資金不再單憑利差做出資產配置，將更關注政策風險、資產安全及全球資金流動結構的改變。

▲新台幣兌美元於5月5日開盤後升勢更猛烈，新台幣兌美元已見29.59元。（圖係取自中央社）。

這種與利差脫鉤的走勢，反映出市場對美元計價資產，特別是美債與美股，信心的實質動搖！外資對美國資產的配置熱情減弱，資金開始尋找其他更具穩定性或回報潛力的市場。部分原本投入美國市場的資金轉向歐洲、亞洲或新興市場，導致美元需求減弱，進而加速其貶值。而台幣美元匯率，如央行所言，當前匯率走勢的主因來自於金融帳的巨額變動，而非過去以貿易帳為主的匯率決定機制。

根據IMF估計，全球非美國投資人合計持有約22兆美元的美國資產，其中半數為美股。這些資產多數未進行匯率避險，因此一旦外資開始拋售美國資產，不僅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也可能引發美股、債市下挫，進一步產生負向資金循環。

兩個加劇負向循環的因子是，基差交易（Basis Trade）與利差套利（Carry Trade）的平倉。基差交易是對沖基金會同時「買入」現貨美國國債、再「賣出」相對應的美債期貨合約，藉由高槓桿對兩者價格間的微小差異來獲利。利差套利，則是渡邊太太（泛指日本家庭主婦）借低利的日圓投資高利率的外幣，例如美元。當這兩策略遭遇美元美債價格大幅下降和美元價值逆轉時，資金加速退場，引發市場貨幣與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甚至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然而，美元指數近期出現超跌現象，不排除短期內因技術面反彈，或貿易談判曙光出現而有所止穩。惟若未來美國政策不確定性持續，美元弱勢將成中長期趨勢。這不僅改變全球資產配置邏輯，也會迫使各國央行重新審視其外匯儲備結構與風險管理機制。

（本文作者係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世界是平的　難道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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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71期／2025年3月3日-2025年3月9日）

2005年普利茲新聞獎的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書橫掃全球，成了所有CEO、EMBA及管理學院學生必讀的書。因為十大推土機把世界推平了。今日川普回鍋總統，高舉關稅大旗打臉世界是平的擁護者。難道世界改變了嗎？

川普上台以來，就是想將外移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於是，以高關稅的棒子、減稅及貿易協議重談等方式，推動「美國製造」，也讓「美國再次偉大」。現在已經對進口鋼鐵、鋁加25%關稅，未來將對汽車、晶片課高額關稅，甚者，川普更不管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25%關稅已經落地，對中國也第2次加了10%關稅；對其他國家提出「對等關稅」，逐一檢視各國徵收的關稅，以及監管和補貼現況，作為回敬。川普政府除了提供企業稅減免與補貼，鼓勵美國企業在國內投資，還威脅對在海外生產的美國企業課徵懲罰性關稅，以迫使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然而，這些政策能否真正達到預期目標？

事實上，美國企業早已深度整合於全球供應鏈之中，若強行將生產鏈遷回美國，將導致其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例如，蘋果公司高度依賴中國的製造供應鏈，若完全轉移回美國，將會使成本增加數倍，進而影響市場占有率。另外，不可忽略的事實是，美國的勞工成本遠高於進口國家，若企業將生產線遷回美國，也將會推高生產成本，導致商品價格上升，引發通貨膨脹。例如，美國汽車產業若完全依賴本土生產，汽車價格勢必上漲，購買者要多支出將壓縮生活開銷。

若就事論事，美國真正要提高就業與經濟競爭力的策略，應該是提升勞動力素質、加強技術創新及改善基礎建設，而非僅依賴貿易壁壘。換言之，美國應鼓勵企業投資自動化技術與高附加值產業，例如人工智慧、綠能科技及生物醫學等領域，以創造更具競爭力的產業結構。此外，政府應加強職業教育與技能培訓，幫助工人適應現代經濟需求，從而提升美國的長期競爭力。

總之，川普若想真正強化經濟實力，需從內部改革入手，而非僅僅依賴關稅或巧取豪奪手段，來改變世界經濟秩序。他的幕僚該給他正確的訊息，否則就是犯了「欺君」罪。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川普讓哪些美國人再度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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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67期／2025年2月3日-2025年2月9日）

川普雖然一再宣稱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但迎接他的是嚴峻的貧富不均。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問題所在，而且在他的領導下問題還會惡化。前總統拜登在其告別演說中就強調：當前美國正形成由極端富豪掌控的寡頭政治，這不僅威脅民主，也影響社會公平性。

過去，美國不良治理也早就外溢到全世界。根據最近國際樂施會（Oxfam）在「世界經濟論壇」開始前夕發布最新《Takers Not Makers》的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新增204位億萬富翁，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每天從全球南方獲取3,000萬美元財富，而全球貧窮人口數量自1990年來未見顯著減少。財富集中問題，使全球面臨空前的不均危機。

在全球的十大企業中，有七家由億萬富豪掌控，他們的財富與權力已經影響美國選舉制度。在2024年選舉中，150個億萬富翁家庭共花費19億美元支持候選人，顯示美國選舉過程受富豪影響很大。這也使政策更傾向於富裕階層，而非普羅大眾。

▲美國總統川普（圖／美聯社）。

未來可預見的是，川普政府的經濟政策進一步加劇財富與權力的集中。他的第一任期向超級富豪與大企業提供超過1兆美元的稅收優惠。現在，川普即將推行的減稅政策將進一步加碼，使富裕階層的財富更加鞏固。另外，川普政府也推動公共資源私有化，使企業得以從教育、醫療與交通等領域獲取利潤。而嚴厲打擊保護一般民眾免受過度企業和壟斷權力侵害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和裁判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等機構，川普政府將會削弱它們的權力。

美國超級富豪馬斯克（Elon Musk），已經在橢圓形辦公室為自己買一個座位。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和貝佐斯（Jeff Bezos）也大力捐款巴結川普，在川普就職典禮站在C位附近。川普的新內閣至少有13名億萬富豪，駐外使節也有多名與大型財團關係密切的成員，這使得政府的經濟政策可能更加傾向富裕精英而非一般民眾。預計未來內閣將進一步削減企業稅負，放寬環境與金融監管，讓大型企業與金融機構受益。美國科技、食品與製藥等產業被少數財團壟斷，導致市場競爭減少，也使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

當前，美國人應該覺醒，隨著金融資源的集中化，產業過度向高科技傾斜發展，財富與權力的過度集中現象日益嚴重。面對這樣的困境，應加強財富稅、改革稅制以確保億萬富翁繳納應繳稅款，並對遺產徵稅，以抑制財富世襲壟斷。甚者，應透過立法限制個人與企業對政治選舉的捐款金額，確保政治決策不受財富影響，維護民主公平性。政府亦應加強勞工保護，提高最低工資，並確保企業支付公平薪酬，促進經濟機會均等。監管企業壟斷，並確保政治獨立性，以實現更公平的未來。

（本文作者係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抗中策略，恐難如美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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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甫／撰文

（台北內科週報第656期／2024年11月11日-2024年11月17日）

【專論】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主要對中國採取「接觸加遏制」的策略。199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進程加速，美國對華政策更多是合作取向，期望通過經濟交流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並相信這會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開放。2001年美國幫助中國加入WTO，希望通過WTO，中國能夠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

今天，美國大選已經揭曉，川普當選第47任總統。在選舉過程中，兩黨總統候選人與國會改選的參眾議員，都有不少抗中言論。之前，美國國會經過夏季休會後於9月9日復會，眾議院在1週內通過28項涉中法案，主要在確保技術競爭優勢和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川普在大選中又揭露了很多抗中政策。美中關係，為什麼發展成今天的對抗格局，未來又會如何？

再進而言之，隨著中國經濟和各種力量的增強，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計畫的推出，美國開始對中國的崛起顯現出難以接受的氛圍。2017年，川普上任後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對其大量產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如華為）使用美國的技術和設備。美國對華政策由合作逐漸轉向經濟、科技和軍事全面遏制。2020年美政府推出《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公司重大風險報告》和後來的《外國公司問責法》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財務審計，要求更加嚴格及無理的監管，於是，中國公司逐漸從華爾街退市。

▲林建甫教授學者風範，洞悉國際情勢（照片係林建甫教授提供）。

拜登上台後，美國政府推動國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進一步增加對國內半導體行業的投資，鼓勵美國企業加大研發和生產，保持科技領先地位。另外，還加強與盟國的合作，積極推動「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政策，支持美國企業將生產設施遷移到與美國有友好關係的國家，以減少對中國各項商品的依賴。

2024年，美國雖修正對中國策略，強調「去風險化」（de-risking）而非全面脫鉤（de-couple），即通過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來減少風險，而不完全切斷經濟聯繫。但在戰略性產業，如半導體、稀土材料領域，前者推動供應鏈多元化，加大對中國的打擊，後者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鼓勵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印度或回流美國本土。美國只有在某些全球性議題上，如氣候變遷和公共衛生非戰略領域，選擇與中國進行有限的合作。在普遍仇中抗中下，世界已經出現美國與中國兩個陣營，產品則是兩邊自有規格。

在抗中策略下，中國科技、經濟是否會遭打趴？最近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談到了中美貿易關係、美國總統大選所引發的經濟影響，以及全球化的未來等議題，都頗發人深省。他也認為，美國抗中只會促使中國更快地發展自己的能力。的確，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8月28日發佈了各個國家的先進技術研究競爭力排行榜，在64項關鍵技術（包括人工智慧（AI）等可轉用於軍事的技術）中，中國已經在近9成（57項）技術上位居第1。凡此跡象已不言可喻了，值得我們省思：台灣如何因應？

（本文作者係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